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的楼是非洲联盟会议中心，楼高99.9米，象征着非盟的成立日期1999年9月9日。 这幢楼是中国无偿援助建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做出的“对非八项承诺”，当时的商务部部长谈下来的事情。2012年1月，楼造完了，是贾庆林去剪的彩，那位商务部部长后来发生了什么，早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去年十月份刚开始工作，老板就对我说，“Lily, 想派你去亚的斯亚贝巴做个农业项目，去三个月，行不行。”我端着杯子差点掉下来，我说，太好了。那时候我刚从波士顿搬家到旧金山，天天在网上给新家买桌子椅子沙发垫子，一边跪在地上拧螺丝敲榔头，一边在想，每个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清晨，我会绕着这幢99.9米的高楼晨跑。真奇怪，平时在旧金山呆着就没想去跑步，可是一想到亚的斯亚贝巴，就觉得理应每个大早上，迎着太阳往前奔，那很相宜，也很开心。

一个朋友说，会不会很危险，离索马里那么近。照这么说，东北才危险，离北朝鲜那么近。我又上网查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查到那一块在古代都叫示巴王国。那个圣经《雅歌》里面和智慧的所罗门王缠缠绵绵的美女，传说就是千里迢迢跑来考验所罗门智慧的示巴女王，考验着考验着，也就睡到一起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棚，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传说他们的私生子后来和爸爸闹翻了，就把上帝和犹太人订约的约柜偷回了埃塞俄比亚。这很好，得知约柜将离我那么近。

去年夏天研究生毕业后，我同班同学——这是一个专门学习扶贫发展的研究生项目——纷纷在facebook上更新自己的新位置：坦桑尼亚、利比亚、东帝汶、印尼。几个同学一毕业就回家订婚，邀请大家参加开春的婚礼，在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我就坐在家里，给这些facebook的feed点赞，一边想着亚的斯亚贝巴的晨跑，想着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读着埃塞俄比亚的新闻，等着项目开始。我查了一下客户的背景，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几年前有个TED演讲，十几分钟，我看了，哭了很久。过几天老板说，给这个项目找了个组长，一个在纽约的小哥。从没见过面，却天天打起了电话，他就和我一起读埃塞俄比亚的新闻，一起为这个机构创始人的TED演讲感动，一起和我催老板：这个项目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老板对我们解释说，合同很复杂，是一个美国机构请我们去援助这个非洲机构，其中还牵扯到两个第三方机构，所以是一个四方的合同。不过，别担心，项目很快就开始了。

在等待项目开始的时间里，我去打了黄热病疫苗，官方信息说出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会查检疫记录，而黄热病是必查项目。恰逢整个美国黄热病疫苗短缺，打遍旧金山各个诊所的电话，只有一家还有疫苗，奇贵，270美元，而且不能报医保，据北京的朋友说，北京打一针黄热病才60人民币。咬咬牙掏了钱 ，我可不想因为疫苗而被海关拒之门外。

在等待项目开始的时间里，我问老板，三个月的项目，当中有没有可能回家，他说，当中只能报销一次往返旧金山的经济舱机票。我想象着从旧金山飞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巴黎，再转机开罗，单程三十几个小时，然后我就想，要不干脆别回家了，当中请假去肯尼亚转转，去欧洲玩一下，甚至可以回北京上海看看朋友。我开始查看机票、孤单星球的攻略，考虑需要带几个旅行箱带几个季节的衣服。我发微信给我常年的旅伴大嘴，“要不今年一起在非洲玩？”

在等待项目开始的时间里，旧金山开始变冷，每天四五度上下，天天下雨，街上开始有穿羽绒服的人，而我仍然只披着一件薄西装上下班，从波士顿搬家的时候，扔了几件穿旧的厚大衣，并没想过旧金山冷起来可以像上海。同事看我发抖，问，Lily你不冷吗。我看看天气预报里，亚的斯亚贝巴今天二十七度。

在等待项目开始的时间里，一个加州伯克利的年轻教授开始追我，年纪相仿，经历相当，每天发几十条短信。他第一次约我吃冷饮，第二次约我喝酒，第三次约我吃午饭，第四次说，Lily你真特别，要不去他家做饭。我想想，还是算了。我想着我要在亚的斯亚贝巴跑三个月的晨跑，协同另外两个第三方机构拿着那个美国机构的钱去帮助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机构，这么多曲折和距离，这么多太阳升起落下，已经够他喜欢上另外一个真特别的姑娘，一个能去他家做饭的姑娘了。

在和伯克利的青椒说“算了”之后，我开始看那家埃塞俄比亚农业机构创始人的博士论文，我又哭了一会儿，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纽约的组长小哥说，等着也是等着，要不咱们就先做起来呗？于是我们开始看几百页几百页的报告，搞stakeholder分析，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农作物和农业市场，在东欧和亚洲找成功的先例。我和组长忙忙碌碌，感觉踏实了一点，虽然合同仍然是一团乱麻。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的一天，老板兴奋地告诉我们：项目快签完了，下周开始。我忙碌地联系众多朋友，“下周就去埃塞俄比亚，走之前大家聚一下？”他们安排着喝酒吃饭，他们说，一路平安。

可是到了下一周并没有飞。在纽约的组长跟我解释，“是机构A出了问题，合同有个条款他们想修改一下。”

机构A效率挺高的， 一天之内就改完了条款。

不过那就得重新来一次，机构BCD 一圈各个轮下来，再加上时差，加上各个国家的五花八门法定节日，也就又是一周了。

到下一周，纽约的组长小哥跟我解释，还是不能飞，机构B的老板感冒了，等他感冒好了再开始。

在办公室见到同事，大家说，Lily你怎么还没有走？我就说，快了快了，有个小问题，不过下周就去埃塞俄比亚。在微信上和纽约波士顿的朋友聊天，大家说，Lily快点过来玩。我就说，快来了，飞埃塞俄比亚的时候，顺路路过东岸看看大家（那的确是顺路的）。于是东岸的朋友就天天问，你怎么还没有来，直到他们也怏怏地，不再问了。

到了下周还没有走，组长又跟我说，是哪里哪里出了岔子。到再下周还没有走，组长又解释。直到他也放弃了跟我解释这些小小的恼人的不顺利，直到他说，Because nothing is easy in real life.

再下周的时候，天天精力超人只睡四小时的老板突然消失了。机构A发了一个邮件要老板回复，我们轮番催他，他不回。几天之后，他说，对不起，我飞回印度老家去了，我奶奶不行了。

Because nothing is easy in real life.

于是就过了感恩节，过了圣诞节，过了新年。新年假结束的时候，传言说老板飞到了客户A那里关起门来详谈。第二天早上7点的电话会议，老板说，客户A告诉他客户B发现客户C的公司里居然雇了几个从客户B辞职的前员工，客户B可不想被自己的前员工指手画脚提建议。老板说，合同要从0开始起草，又得等好几个月，大家去找其他项目吧。老板说，Lily你不要对我们这一行失望，shit happens.

 春天的时候，我研究生即将毕业，手里几个offer。Uber总部有个做公共政策的组，想让我去做亚太地区的政策分析，我去面试，喜欢这个组的所有人，几周之后突然联系我和柳甄聊，她说话飞快论点清晰，我也很喜欢。我一直很想做公益金融和影响力投资，国内几个挺不错的投资公司有兴趣做，去谈，人都和善、聪明。然后就是这家大型咨询公司，整合从前七零八落的人才和客户，成立了一个专门做公益咨询的新组，新组新招人，我是他们的第一个offer。这个组的业务五花八门，非洲的农业，亚洲的水，私企的公益战略，发展机构的项目评估。

我去斯坦福看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跟他说，这三份工作都挺好，挺为难。他说，这还为难，不就明摆着的。他说，只有我讲到最后一份工作，我的声音才那么开心，我的眼睛才放光。我说，可是Uber的机会多难得。他说，（带着那种湾区极客青年见惯大世面的表情），每年都会有新的独角兽，有新的难得的机会。我说，可是我再不回国工作，也许就再也不会回去了，我会越来越不想念咸菜肉丝、腌笃鲜、黄泥螺。

他说，恩，那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几周后父母飞到波士顿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面色难看。他们说，家里装修，一个工人从梯子上不小心摔下来，自己觉得没事，继续干活，再送到医院就死了。他们说，爸爸单位换了新院长，整人，爸爸恐怕没工作了。我们在黄石公园开车，爬山，我听着他们讲，必须要去打的官司，必须要去送的钱。我说，打官司钱够吗，我终于要挣钱了，没钱问我要啊，我没跟他们说，研究生的学费我贷了款。

几年前我常常去看“父母是祸害”组的帖子，哭，等着他们有一天道歉，为这些事情，为所有事情。在黄石公园，我想，算了，我等不到他们道歉的那一天了，他们老了，我要去照顾他们。

于是我买了机票飞回国，去北京，在建国门边上租了一个拎包公寓，公寓楼里没有什么常住人口，全是半合法的短租房、小酒店、spa、美甲。穿裙子去酒吧，稍微晚点回来，保安看到会笑笑说，“你这行工作真是辛苦。”——这幢楼也有很多妓女。

那阵子大牛市开始变成大熊市，天天狂跌。我去找几个月前承诺我想做公益金融的投资人，几个已经没了工作，另外几个说他们其实想把公益做成公关，让世人都知道，他们多热心善良，多有情怀。他们说，Lily你文笔好，你可以做公关经理，帮我们写软文。

北京2015年人均GDP是1.7万美元，北京有稳定的电力、干净的饮用水、治安不错，北京的路修好了，桥造好了，地铁十七条线路，造得太好造得太多，空气里全是霾，人心里全是霾。这里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太需要发展大桥大路，要发展人心，把那些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的欲念沉下去，太难，我不会。我想去非洲，去南苏丹那样的国家，那里人均GDP不到一千美元，全国只铺了300公里的公路。

于是北京呆了三个月不到，我搬到了旧金山，接受了这份我朋友一开始就看出来我唯一热爱的工作。我等了二个月上埃塞俄比亚的项目，项目搁浅，我只能换其他的项目，帮组里整合整合数据，做做分析，开开客户会议。一次开会，见了一个想进军公益圈的亿万富翁，或者该用更加政治正确的叫法，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问他为什么要做公益，他说，“我不要退在幕后，我要发言，让大家吓一跳。”让我想起了北京的投资圈，那几个有情怀的投资人，把公益当作公关，想让世人吓一跳。

见完亿万富翁，乘飞机回家，在登机的时候，非常想念我没有去成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现在每年人均GDP五百美元，曾经更穷，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是人均230美元。那一年，一个黑人女孩站在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食堂桌子上，请求自己的本科同学们不要把食物扔来扔去玩打仗——这是这所大学的一项传统，同学们嘲笑她，向她吹口哨。那一年，她的祖国埃塞俄比亚闹饥荒，南方有余粮，却无法运到缺粮的北方，北方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本科毕业她继续留在美国深造，在另一所顶尖大学读博士，毕业论文里探讨如何为埃塞俄比亚提供更稳定的农产品供应。毕业之后她回埃塞俄比亚，创立了自己的机构，贯彻那篇博士论文里的主张。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我不能直接说她的名字、她创立的机构、她做的这番大事业。我只能说，她梦想为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搭建一种基础框架，这件事情在中国早就做成了，于是被当成了一件轻易的理所应当的事情，而在除南非（南非已经非常发达了）以外的非洲，很多国家尝试过做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成功的。很多国际组织的报告中表示，这个在中国看来非常基本的东西，在非洲仍然太超前了，是无法做成的。因为她创立的这个机构，埃塞俄比亚成了继南非之后第二个拥有这个基础框架的非洲国家，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运行得不错，每年都有发展。

她讲话清晰、冷静、有点太轻，有点学究气。就像很多非洲女人那样，她的身板很壮实，但是我看她的论文，听她演讲，联想到林徽因，一个真诚相信知识，真诚希望用知识改变祖国的人。我想去帮助这样的人。

即使她已经离开了这家她一手创立的机构，据说其中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她开了自己的公司，在非洲各地推广她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即使如此，我依然希望我能去帮助这样的一个机构，这样的一种事业。

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份工作这么浪漫化？为什么要自圆其说？为什么必须要自己给自己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才感觉能够委身给这份实则辛苦漫长、充满压力，经常见识到人性丑恶的工作？

可是不然，还能怎么办？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的楼很快将不是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去年春天， 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和中建总公司达成协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建造其总部大厦，设计楼高198米，将成为整个东非最高的建筑。真希望在这幢楼建成之前，能去亚的斯亚贝巴。

老板并没有放弃埃塞俄比亚的这个项目，十几年的资历把他磨得很有耐心，虽然当初宣布项目搁浅的时候，他的电话里狠狠地骂了一长串粗话。现在他偶尔还会开心地发一句群聊，“机构B又同意了啥啥啥。”类似这样的话。他知道，再过好多个月，等到这个项目真正能在埃塞俄比亚落地开始，我 和纽约小哥很可能正在其他项目上，无法抽身参加。可他仍然在群里报告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进展，自high。他奶奶病情似乎稳定了一点，可他妻子又生病了，她还怀着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Because nothing is easy in real life.

你怎么还没有去埃塞俄比亚？

有点像《边城》的最后一句：也许永远不去了，也许“下周”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