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时候我一定是醉了，醉得不清，和朋友们跌跌撞撞地走去小卖部，纠结是买个冷饮还是热狗。回想起来，大一的每个周六晚上都是这么过的，“融入”的意思，不是考试拿A，而是老老实实地和其他新生一样喝得死醉，天南海北地聊天。小卖部在校园里的火车站边上，一朋友指着停着的小火车说，“喝醉了也千万不能爬火车啊。千万不能爬火车啊。”

 

另一个说，“神经病，谁会去爬火车。”

 

第三个却来了兴趣，“为啥不能爬？嘿，我现在倒想去爬爬了。”

 

第一个回答说，“好多年前，一哥们喝醉了去爬火车，爬到顶上，被线路电到。再醒过来，发现自己少了一支胳膊两条腿。想想看，二十岁的人，再醒过来，发现自己成了个肉球！一个大土豆！”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特血腥、特荒谬、特恐怖。它是那种最成功的鬼故事，卖点不在于描绘鬼是多么恶心多么强大，而是主人公要去抗争，要去享受，要无所畏惧，一开始会顺利，会开心，然后到最开心最顺利的那一刻，鬼会出场，把人打得落花流水，让他失去所有东西。最成功的鬼故事，其实是讲命运。你整个人生醉得最开心的夜晚，你会永远失去一条胳膊两条腿。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开始写一本关于大学校友的书，把自己认为有趣好玩的人物写进书里。当我构思书的目录时，很有点冲动想在最后加上一个《普林斯顿鬼故事考》，把四年里听到的各类荒唐故事写进去，包括这个被电得只剩下一条手臂的哥们。看吧，我是一个恶趣味的人。

 

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2

 

这个冬天本来很好。圣诞节我在夏威夷冲浪。新年夜我去了一个很不便宜的餐馆跨年，喝得大醉，和同去朋友冲到街上大喊：2017快乐！

 

新年第三天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报道，One Man’s Quest to Change the Way We Die. 这篇报道让我大吃一惊：多年前烂醉的夜晚我听到的那个恐怖的鬼故事，原来是真的！当事人活了下来，在无菌病房抢救了半年之后终于非常艰难地活了下来，四肢只剩下了一条手臂。非但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做的是……临终关怀。他开的临终关怀诊所Zen Hospice就在旧金山，离我家走路不到一刻钟。

 

我兴致勃勃，围观了Zen Hospice网站，发现他们除了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之外，还组织一些社区活动。每个月有一两天，他们会搞Open Death Conversation，报名者坐在一起，讨论死亡。我发给朋友报名链接：“我们一起去吧！”

 

朋友耸耸肩：会不会有点装逼。没事干嘛要谈死。和陌生人谈死难道不是很奇怪。要去你一个人去呗。

 

是啊，真的有点装逼，真的很奇怪。我关掉了报名网站。

 

一周之后我失去了爸爸。心肌梗死，毫无征兆。 

 

3

 

一个月后，我坐在Zen Hospice的客厅里，参加Open Death Conversation。整个晚上完全自由讨论，除了一开头每个人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和死亡的关系。轮到我时，我讲了过去几周自己遭受的变故。“主要是，这不是真的，我不会接受的，我无法接受他死了。” 我滴滴答答地哭着。

 

我们围坐成一个圈，中间是一个小茶几，有茶、曲奇、纸巾。

 

这是一幢本地很常见的民居小别墅，外边没有标识，不知道地址的不会误闯进来。小别墅一共两层，底楼是客厅，二楼有六间卧室，每个卧室一张病床。我去的时候，二楼住着四个生命末期的病人。

 

我介绍完了自己的情况，下一个自我介绍的是我左手边坐着的女人，一个头发很短打扮中性的中年女人，短发女人讲了一半，客厅门推开了，走进来两个女人，领头的那个笑盈盈地致歉：“对不起啊，我们走错地址了。”她身后跟着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衣帽的老太太，很瘦，看模样已经七八十了。

 

我们搬动凳子，留出地方给她们两个。活动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所有人都觉得有点恼怒，气氛被打断了。

 

短发女人不得不重新讲一遍自我介绍，她是一个护士，几乎天天接触死亡。接下去介绍的是一个社工，她也说自己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绝症患者。女社工之后就是那个晚到的老太太介绍了。

 

老太太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歌手。2014年12月我被诊断出肺癌4期，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马上想，啊呀我要去和癌症搏斗啊。我去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注：这是一家非常著名的治疗重大疾病的综合医院。），报名了一种新疗法的临床试验，我的医生说这种还没有被批准的疗法虽然有危险，但是很可能对我的情况有帮助。可是在临床试验里，我被治疗团队安排在了‘对照组’，没有接受新疗法，只是接受常规疗法。不久我的情况就恶化了。我又去试了免疫疗法，不久又没有用。然后我试了几个疗程的化疗。我的医生一直表扬我，他说，我这样的情况，确诊之后能活那么久，已经很罕见了。可是，就在上个星期，医生跟我说，接下来，什么办法都不会有用了，我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几个月。那之前我都是在想：我要和癌症搏斗！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得转换想法了：我要死了，我要接受这个事情。我的朋友（她指指和她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听说了你们这个组织，我就觉得，太好了，这看来是我该来的地方。生病到现在，我最高兴的一点是，虽然是肺癌，我的嗓子没啥影响，仍然可以唱歌。”

 

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我的眼睛没法离开这个老太太。在坐的其他人是医务工作者、社工、心理咨询师、新近失去朋友和亲人，这些人见证过死亡的模样。而老太太呢，她正在经历自己的死亡。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聊开了，“死亡的那一点最让人害怕”，“哪些书有帮助”，“对于临终关怀有什么理解“，有的人话痨，有的人爱插嘴，有的人爱憎都写在脸上。老太太很安静，留心听着大家的议论，微笑着，却不参与讨论。我忍不住了，当着大家的面问她，”你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感受怎样？毕竟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她笑了笑，说，“这个问题问得正是时候。刚才大家在热烈讨论，我一开始是真的在听，听了没多久就开始发呆，心游离到其他地方去了。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发呆啊？然后我意识到，是因为我很害怕，很担心，又想到了死，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发生的事情上。”

 

4

 

1990年11月的深夜，大二学生BJ Miller和两个哥们去了场疯狂的Party。早上四点，他们醉醺醺地从party出来，走到学校火车站边的小超市买夜宵——在这所大学，“去火车站边的小超市买夜宵”是一代又一代校友最美好的回忆。走到火车站，三个醉汉临时起意，决定去爬那部停着的小火车。“躺在小火车的车顶上，看着头顶上的电线，有多美啊。” 当时他们是这么想的。BJ打头阵，他是个非常英俊的高个男生，一米九五，校划船队主力。爬到火车顶上时，他抬了一下左手，一万伏电流从头顶上的电线经过他佩戴的手表穿过左臂，抵达他的双腿。救护车开来，他被送到附近医院的烧伤科，几天之后才醒来。他不太记得那个晚上的事情了，就像从一片混沌的噩梦中醒来，直到想起身下床，才发现四肢只保留了右臂，其余都进行了截肢。有好几周，医生们以为他会死掉，而他浑然不知，只是在焦虑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办。

 

事故后不到一年，BJ回到学校，坐高尔夫球车上下学。事故前，他本想学习国际关系，因为他对中国很有兴趣，梦想毕业后加入外交部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事故后，他改学了艺术史专业。同专业的同学看着博物馆里古典时期的雕像，发出阵阵赞美。而BJ却看到：这个雕像缺了手，那个雕像缺了脚，这些雕像和他一样，是一群残疾人。他想，就像这些艺术史上名垂青史的雕像一样，残疾人也可以是美的、艺术的、重要的。失去了左臂让他不得不退出学校的划船队，然而，事故发生的一年半后，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残奥会上，他已经代表美国队残奥队参加了排球赛。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鼎鼎大名的UCSF医学院。起初，他觉得最合适的方向是成为一个康复(Rehabilitation)医生，因为他三重截肢却完全自理的经历很能鼓舞人。然而去医院康复中心实习之后却让他觉得反感，他发现，即使对于其实无法完全恢复身体功能的病人，这些医生虽然心知肚明，也常常装出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不加节制地鼓励病人。正是这种一味的乐观反而让曾经离死亡很近的BJ难以接受。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姐姐自杀去世，这个大打击再次迫使BJ面对死亡这个大问题。 在上了一门临终关怀的选修课之后，他正式决定把临终关怀医生作为自己正式职业。

 

5

 

很容易成为BJ的迷妹，因为他长相太帅，遭遇太惨，也因为我需要一个“项目” 来忘记自己的痛苦。就和所有的跟踪狂一样，我开始读他的点滴八卦。我发现他在犹他州拥有一个农场，种植草料提供给附近的马场，这个农场还种苹果、梨、桃子、李子、葡萄。他和高中基友拥有一家茶叶店，在西雅图卖日本进口的抹茶和焙茶。农场+茶叶店+医生，三重事业导致他每周工作80小时…… 空下来的时候他喜欢去博物馆，看电影，骑摩托，骑越野自行车，玩跑车……是啊，即使只剩一条胳膊了也阻止不了他寻找刺激，更阻止不了他真能找到车行，给他的身体定制专门的自行车、摩托车、跑车。几年前他结了婚，对象是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子，结婚照里两个人显得如此般配甜蜜。猜猜看这姑娘的职业？婚姻理疗师——帮助客户们修复婚姻和家庭。临终治疗医生和婚姻理疗师，真是绝配。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千丝万缕的事情。比如，并不是只有我以为BJ早就死了。在惨剧发生的那个凌晨，一个荷兰姑娘Pia de Jong正住在离火车站很近的房子里，她是随结婚不久的丈夫一起来普林斯顿的，丈夫在这所大学的物理系谋到了一个临时的助研职位。她在那个凌晨被救护车的声音吵醒，第二天起床后听说了这个惨剧。接下来的几周她看着火车站增强了警戒，看着警察进进出出。不过，还没等到BJ出院，丈夫的助研合同结束，他们两人就回了荷兰。她以为事故的当事人已经死了，并且多年来一直对这个事故印象深刻，“一个大好青年因为一时的莽撞送了命。“ 在荷兰，她渐渐有了三个孩子，并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出版了两本荷兰语小说，都卖得不错。而她的丈夫呢？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物理系助研已经成了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的院长。 2012年，他接到一个来自普林斯顿的电话，任命他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任。

 

于是，这一家荷兰人又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普林斯顿，丈夫迎来了事业的最高峰，而妻子却为了丈夫牺牲了自己的读者和市场。在普林斯顿，失去了读者和母语环境，她考虑开始用英语写作。写什么好？怎样写？她决定写一个关于大女儿的回忆录，大女儿的童年曾经患过严重的白血病，生命垂危，她想写写这段濒死的经历对于她自己的影响。于是她开始调查“死亡”，她惊讶地发现，二十年前的凌晨，那个打扰她清梦的骇人事故，那个年轻人居然幸存了下来，还成为了死亡话题的专家……

 

6

 

我为爸爸的离开感到非常难过。这种悲痛的情绪当中，最让我意外也最无法接受的，是“悲痛”本身是如此庸常。与其说悲痛本身把我击垮，不如说我更加无比清晰地注意到了这些庸常的事实：

 

葬礼之前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下一顿要吃什么

葬礼中间一对陌生男女的调情

葬礼后的晚餐，一个高中生吃得很多且兴高采烈             

试图和朋友们谈论死亡，注意到大多人明显的尴尬和不适

 

在一场TED演讲中，BJ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乐衷于屏蔽死亡这个话题，我们用其他的词汇指代死（中文里说“走了”，英文里说“pass away”），我们对于泪水的反应通常是“别哭了”“不要难过”“伤身体的”“振作起来吧”，而不是“放声大哭一场”，我们习惯于在日程表里排满务实的计划（安排下一顿饭局），而不是精神上的需求（想念爸爸）。BJ认为，这样的文化范式背后，其实很可能是设计(design) 上出了问题。比如，他认为现行医疗系统的最大的问题是设计。医院的设计以疾病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如果一个人只生一种病，这样的设计也许问题不大。但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末期，这样设计的缺陷就凸显出来。多种器官出现问题的病人频繁辗转于不同的科室；医生只负责治疗疾病而忽略病人的整体体验；一个在医院去世的病人很少能得到身边医生护士的哀悼，反而是立即被送到了太平间，好腾出床位给新的病人。“在医院我体会不到感情，只感觉身心是麻木的。”

 

写作这篇文章让我变得挺忙的。我在网上订购了BJ茶叶店的抹茶。我准备材料申请成为Zen Hospice的一名志愿者。我花了好多时间看BJ老婆的婚姻理疗网站，还发现荷兰女作家Pia de Jong 英文回忆录 会在这个夏天出版，在亚马逊上把这本书加入了心愿单。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写作这篇文章本身又是为了什么呢？ 似乎是为了抗拒一种麻木，为了拒绝顺从“不要难过了”这样轻飘飘的安慰，血肉有情，无论这种情绪是悲伤还是快乐。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情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呀。是的，有一半的时间，我在想，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都是因为爸爸我才和这些人和事联系上了。剩下的一半时间呢，我在想：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和爸爸有关了，他再也不会知道，今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