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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茶话会

1
 
那时候我一定是醉了,醉得不清,和朋友们跌跌撞撞地走去小卖部,纠结是买个冷饮还是热狗。回想起来,大一的每个周六晚上都是这么过的,“融入”的意思,不是考试拿A,而是老老实实地和其他新生一样喝得死醉,天南海北地聊天。小卖部在校园里的火车站边上,一朋友指着停着的小火车说,“喝醉了也千万不能爬火车啊。千万不能爬火车啊。”
 
另一个说,“神经病,谁会去爬火车。”
 
第三个却来了兴趣,“为啥不能爬?嘿,我现在倒想去爬爬了。”
 
第一个回答说,“好多年前,一哥们喝醉了去爬火车,爬到顶上,被线路电到。再醒过来,发现自己少了一支胳膊两条腿。想想看,二十岁的人,再醒过来,发现自己成了个肉球!一个大土豆!”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特血腥、特荒谬、特恐怖。它是那种最成功的鬼故事,卖点不在于描绘鬼是多么恶心多么强大,而是主人公要去抗争,要去享受,要无所畏惧,一开始会顺利,会开心,然后到最开心最顺利的那一刻,鬼会出场,把人打得落花流水,让他失去所有东西。最成功的鬼故事,其实是讲命运。你整个人生醉得最开心的夜晚,你会永远失去一条胳膊两条腿。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开始写一本关于大学校友的书,把自己认为有趣好玩的人物写进书里。当我构思书的目录时,很有点冲动想在最后加上一个《普林斯顿鬼故事考》,把四年里听到的各类荒唐故事写进去,包括这个被电得只剩下一条手臂的哥们。看吧,我是一个恶趣味的人。
 
那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2
 
这个冬天本来很好。圣诞节我在夏威夷冲浪。新年夜我去了一个很不便宜的餐馆跨年,喝得大醉,和同去朋友冲到街上大喊:2017快乐!
 
新年第三天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报道,One Man’s Quest to Change the Way We Die. 这篇报道让我大吃一惊:多年前烂醉的夜晚我听到的那个恐怖的鬼故事,原来是真的!当事人活了下来,在无菌病房抢救了半年之后终于非常艰难地活了下来,四肢只剩下了一条手臂。非但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做的是……临终关怀。他开的临终关怀诊所Zen Hospice就在旧金山,离我家走路不到一刻钟。
 
我兴致勃勃,围观了Zen Hospice网站,发现他们除了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之外,还组织一些社区活动。每个月有一两天,他们会搞Open Death Conversation,报名者坐在一起,讨论死亡。我发给朋友报名链接:“我们一起去吧!”
 
朋友耸耸肩:会不会有点装逼。没事干嘛要谈死。和陌生人谈死难道不是很奇怪。要去你一个人去呗。
 
是啊,真的有点装逼,真的很奇怪。我关掉了报名网站。
 
一周之后我失去了爸爸。心肌梗死,毫无征兆。 
 
3
 
一个月后,我坐在Zen Hospice的客厅里,参加Open Death Conversation。整个晚上完全自由讨论,除了一开头每个人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和死亡的关系。轮到我时,我讲了过去几周自己遭受的变故。“主要是,这不是真的,我不会接受的,我无法接受他死了。” 我滴滴答答地哭着。
 
我们围坐成一个圈,中间是一个小茶几,有茶、曲奇、纸巾。
 
这是一幢本地很常见的民居小别墅,外边没有标识,不知道地址的不会误闯进来。小别墅一共两层,底楼是客厅,二楼有六间卧室,每个卧室一张病床。我去的时候,二楼住着四个生命末期的病人。
 
我介绍完了自己的情况,下一个自我介绍的是我左手边坐着的女人,一个头发很短打扮中性的中年女人,短发女人讲了一半,客厅门推开了,走进来两个女人,领头的那个笑盈盈地致歉:“对不起啊,我们走错地址了。”她身后跟着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衣帽的老太太,很瘦,看模样已经七八十了。
 
我们搬动凳子,留出地方给她们两个。活动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所有人都觉得有点恼怒,气氛被打断了。
 
短发女人不得不重新讲一遍自我介绍,她是一个护士,几乎天天接触死亡。接下去介绍的是一个社工,她也说自己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绝症患者。女社工之后就是那个晚到的老太太介绍了。
 
老太太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歌手。2014年12月我被诊断出肺癌4期,花了很长时间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马上想,啊呀我要去和癌症搏斗啊。我去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注:这是一家非常著名的治疗重大疾病的综合医院。),报名了一种新疗法的临床试验,我的医生说这种还没有被批准的疗法虽然有危险,但是很可能对我的情况有帮助。可是在临床试验里,我被治疗团队安排在了‘对照组’,没有接受新疗法,只是接受常规疗法。不久我的情况就恶化了。我又去试了免疫疗法,不久又没有用。然后我试了几个疗程的化疗。我的医生一直表扬我,他说,我这样的情况,确诊之后能活那么久,已经很罕见了。可是,就在上个星期,医生跟我说,接下来,什么办法都不会有用了,我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几个月。那之前我都是在想:我要和癌症搏斗!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得转换想法了:我要死了,我要接受这个事情。我的朋友(她指指和她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听说了你们这个组织,我就觉得,太好了,这看来是我该来的地方。生病到现在,我最高兴的一点是,虽然是肺癌,我的嗓子没啥影响,仍然可以唱歌。”
 
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我的眼睛没法离开这个老太太。在坐的其他人是医务工作者、社工、心理咨询师、新近失去朋友和亲人,这些人见证过死亡的模样。而老太太呢,她正在经历自己的死亡。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聊开了,“死亡的那一点最让人害怕”,“哪些书有帮助”,“对于临终关怀有什么理解“,有的人话痨,有的人爱插嘴,有的人爱憎都写在脸上。老太太很安静,留心听着大家的议论,微笑着,却不参与讨论。我忍不住了,当着大家的面问她,”你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感受怎样?毕竟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她笑了笑,说,“这个问题问得正是时候。刚才大家在热烈讨论,我一开始是真的在听,听了没多久就开始发呆,心游离到其他地方去了。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发呆啊?然后我意识到,是因为我很害怕,很担心,又想到了死,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发生的事情上。”
 
4
 
1990年11月的深夜,大二学生BJ Miller和两个哥们去了场疯狂的Party。早上四点,他们醉醺醺地从party出来,走到学校火车站边的小超市买夜宵——在这所大学,“去火车站边的小超市买夜宵”是一代又一代校友最美好的回忆。走到火车站,三个醉汉临时起意,决定去爬那部停着的小火车。“躺在小火车的车顶上,看着头顶上的电线,有多美啊。” 当时他们是这么想的。BJ打头阵,他是个非常英俊的高个男生,一米九五,校划船队主力。爬到火车顶上时,他抬了一下左手,一万伏电流从头顶上的电线经过他佩戴的手表穿过左臂,抵达他的双腿。救护车开来,他被送到附近医院的烧伤科,几天之后才醒来。他不太记得那个晚上的事情了,就像从一片混沌的噩梦中醒来,直到想起身下床,才发现四肢只保留了右臂,其余都进行了截肢。有好几周,医生们以为他会死掉,而他浑然不知,只是在焦虑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办。
 
事故后不到一年,BJ回到学校,坐高尔夫球车上下学。事故前,他本想学习国际关系,因为他对中国很有兴趣,梦想毕业后加入外交部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事故后,他改学了艺术史专业。同专业的同学看着博物馆里古典时期的雕像,发出阵阵赞美。而BJ却看到:这个雕像缺了手,那个雕像缺了脚,这些雕像和他一样,是一群残疾人。他想,就像这些艺术史上名垂青史的雕像一样,残疾人也可以是美的、艺术的、重要的。失去了左臂让他不得不退出学校的划船队,然而,事故发生的一年半后,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残奥会上,他已经代表美国队残奥队参加了排球赛。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鼎鼎大名的UCSF医学院。起初,他觉得最合适的方向是成为一个康复(Rehabilitation)医生,因为他三重截肢却完全自理的经历很能鼓舞人。然而去医院康复中心实习之后却让他觉得反感,他发现,即使对于其实无法完全恢复身体功能的病人,这些医生虽然心知肚明,也常常装出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不加节制地鼓励病人。正是这种一味的乐观反而让曾经离死亡很近的BJ难以接受。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姐姐自杀去世,这个大打击再次迫使BJ面对死亡这个大问题。 在上了一门临终关怀的选修课之后,他正式决定把临终关怀医生作为自己正式职业。
 
5
 
很容易成为BJ的迷妹,因为他长相太帅,遭遇太惨,也因为我需要一个“项目” 来忘记自己的痛苦。就和所有的跟踪狂一样,我开始读他的点滴八卦。我发现他在犹他州拥有一个农场,种植草料提供给附近的马场,这个农场还种苹果、梨、桃子、李子、葡萄。他和高中基友拥有一家茶叶店,在西雅图卖日本进口的抹茶和焙茶。农场+茶叶店+医生,三重事业导致他每周工作80小时…… 空下来的时候他喜欢去博物馆,看电影,骑摩托,骑越野自行车,玩跑车……是啊,即使只剩一条胳膊了也阻止不了他寻找刺激,更阻止不了他真能找到车行,给他的身体定制专门的自行车、摩托车、跑车。几年前他结了婚,对象是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子,结婚照里两个人显得如此般配甜蜜。猜猜看这姑娘的职业?婚姻理疗师——帮助客户们修复婚姻和家庭。临终治疗医生和婚姻理疗师,真是绝配。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千丝万缕的事情。比如,并不是只有我以为BJ早就死了。在惨剧发生的那个凌晨,一个荷兰姑娘Pia de Jong正住在离火车站很近的房子里,她是随结婚不久的丈夫一起来普林斯顿的,丈夫在这所大学的物理系谋到了一个临时的助研职位。她在那个凌晨被救护车的声音吵醒,第二天起床后听说了这个惨剧。接下来的几周她看着火车站增强了警戒,看着警察进进出出。不过,还没等到BJ出院,丈夫的助研合同结束,他们两人就回了荷兰。她以为事故的当事人已经死了,并且多年来一直对这个事故印象深刻,“一个大好青年因为一时的莽撞送了命。“ 在荷兰,她渐渐有了三个孩子,并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作家,出版了两本荷兰语小说,都卖得不错。而她的丈夫呢?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物理系助研已经成了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的院长。 2012年,他接到一个来自普林斯顿的电话,任命他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任。
 
于是,这一家荷兰人又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普林斯顿,丈夫迎来了事业的最高峰,而妻子却为了丈夫牺牲了自己的读者和市场。在普林斯顿,失去了读者和母语环境,她考虑开始用英语写作。写什么好?怎样写?她决定写一个关于大女儿的回忆录,大女儿的童年曾经患过严重的白血病,生命垂危,她想写写这段濒死的经历对于她自己的影响。于是她开始调查“死亡”,她惊讶地发现,二十年前的凌晨,那个打扰她清梦的骇人事故,那个年轻人居然幸存了下来,还成为了死亡话题的专家……
 
6
 
我为爸爸的离开感到非常难过。这种悲痛的情绪当中,最让我意外也最无法接受的,是“悲痛”本身是如此庸常。与其说悲痛本身把我击垮,不如说我更加无比清晰地注意到了这些庸常的事实:
 
葬礼之前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下一顿要吃什么
葬礼中间一对陌生男女的调情
葬礼后的晚餐,一个高中生吃得很多且兴高采烈             
试图和朋友们谈论死亡,注意到大多人明显的尴尬和不适
 
在一场TED演讲中,BJ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乐衷于屏蔽死亡这个话题,我们用其他的词汇指代死(中文里说“走了”,英文里说“pass away”),我们对于泪水的反应通常是“别哭了”“不要难过”“伤身体的”“振作起来吧”,而不是“放声大哭一场”,我们习惯于在日程表里排满务实的计划(安排下一顿饭局),而不是精神上的需求(想念爸爸)。BJ认为,这样的文化范式背后,其实很可能是设计(design) 上出了问题。比如,他认为现行医疗系统的最大的问题是设计。医院的设计以疾病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如果一个人只生一种病,这样的设计也许问题不大。但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末期,这样设计的缺陷就凸显出来。多种器官出现问题的病人频繁辗转于不同的科室;医生只负责治疗疾病而忽略病人的整体体验;一个在医院去世的病人很少能得到身边医生护士的哀悼,反而是立即被送到了太平间,好腾出床位给新的病人。“在医院我体会不到感情,只感觉身心是麻木的。”
 
写作这篇文章让我变得挺忙的。我在网上订购了BJ茶叶店的抹茶。我准备材料申请成为Zen Hospice的一名志愿者。我花了好多时间看BJ老婆的婚姻理疗网站,还发现荷兰女作家Pia de Jong 英文回忆录 会在这个夏天出版,在亚马逊上把这本书加入了心愿单。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写作这篇文章本身又是为了什么呢? 似乎是为了抗拒一种麻木,为了拒绝顺从“不要难过了”这样轻飘飘的安慰,血肉有情,无论这种情绪是悲伤还是快乐。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情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呀。是的,有一半的时间,我在想,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都是因为爸爸我才和这些人和事联系上了。剩下的一半时间呢,我在想: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和爸爸有关了,他再也不会知道,今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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