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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得拉巴早五点

1

“这个会最主要目的是讨论这份报告的第六稿。” 我说。

“在那之前我要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对肥胖怎么看?”她说。

她脱掉高跟鞋,赤脚盘腿坐在会议室中间。

“肥胖?”

“对,肥胖,营养过剩。”

“据我们了解,贵机构的主要项目都是解决饥饿和粮食匮乏的。”

“对,可是肥胖是一个重要问题啊。我刚刚读了联合国的一篇报告,里面提到了肥胖。世行的那篇报告,也提到了肥胖。别人都提了,我们怎么可以不提。”

“当然了,”经理赔笑,“我们下一稿会加进几段肥胖问题。肥胖和营养过剩,太重要啦,你们的立场是什么?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贵机构负责肥胖问题的专家吗?”

“这很重要,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们还没有开展肥胖类的项目,没有专家,以后会雇人,会开展。既然联合国和世行都开展了嘛,我们不得不跟进。 你们怎么看,肥胖,发展中国家的肥胖问题?我们雇你们,你们是专家啊。”她扭扭脚踝。

她开始翻看报告的第六稿。 “不要有锄头!我最讨厌锄头!”她指着封面上的图。

“请问,锄头有什么问题吗?这是我们从贵机构官网上找到的图,拿着锄头的肯尼亚男人。”

“锄头!太老掉牙了!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锄头,锄头!你知道锄头意味着什么吗?一看到锄头我就想到七十年代的国际援助项目,你懂吗。”她的属下都笑了,我们也笑了。

“总之,我再也不要看到有锄头的照片了。我要有机器,一个妇女操作机器,一个亚洲稻田里的女农民操作农机。 二十一世纪, 现代化,全球化,妇女解放。都要体现。”

“亚洲女农民操作农机。” 经理在题图上这样做笔记。

“ 还有,不是营养不良。”她翻开了第五稿,又接着讲。

“什么?”经理没听懂。

“不是‘营养不良’,这个词政治意义过浓,我们不用,我们都说,‘营养低下’。” 她说。

“你不知道‘营养不良’这个词会在国会激起什么反应,这个词太敏感了,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她底下一个管项目数据的属下。

“‘营养不良’这样的字眼,内部审核都通不过,不要说走财政部和国会审批了。 ‘营养低下’好,政治正确,安全, 没有风险。 ” 另一个管宣传和公关的下属。

“营养低下。”经理点点头,在这个词周围打了几个框框。

他们是我们的客户,一家政府机构,一群五六十岁的白人男女。这个机构最高的几个职位都是政治任命,华盛顿的选情、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常常意味着他们在这个任上不超过一两年, 刚上任就急着联络人脉找下一站。他们没有专业背景,对日常工作不了解,对下属不信任,虽然这些下属拥有这个领域的博士学位,在机构里已经呆了十几年,经常去田野考察,本该指点领导迅速适应新岗位。 他们的全部工作是开会、发言,他们必须要显得对这些他们是则完全不知道的话题了然于心,头头是道——所以他们不得不雇咨询师。

我们是一群三十岁上下的咨询师。 我们擅长笑,点头,看着对方的眼睛,顺着对方的思路讲话,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和问题都梳理为三大点三个层次三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已经打包好了的旅行箱。

二三十年前,咨询师这个职业意味着穿定制西装涂发胶的漂亮白人男孩。全球化的风越吹越猛,吹进了女人的阴道男人的钱包,那些幸运的偷渡船和那些还没有建起高墙的边境,那些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疲惫的父母。总之,我们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墨西哥人,一个土耳其人,两个印度人——一个皮肤比白人还要白的头发浅黄的包头巾的北印度女孩,另一个皮肤棕黑毛发浓密卷曲的南印度女孩。

这意味着,当我们坐在他们对面,当她说,这份报告的封面必须是“亚洲女农民操作农机”,我脑中能想到的并不是几年前在学校里上过的农业课和经济课,而是,萨义德 的《东方学》,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出会议室,下电梯,出安检。

经理回过头向 凯瑟琳微笑招手:“再见啦,明天见。明天一早,把新稿子交给你!”在那群五六十岁的白人男女中, 凯瑟琳地位最低,她负责把我们送下楼。

“你听懂了吗?”我们在出租车上,经理闭着眼睛,对我讲了第一句话。

“恩,没问题。”

她丢给我她记的笔记,“亚洲女农民操作农机”、“营养低下”……每一页都是这样密密麻麻的修改。她是一个异常认真的人, 一个在荒谬面前还能一贯坚持认真仔细的人,所以她做了经理。

她说,“约翰。记得约翰。”

我说,“恩,会给约翰的。”——这通常是我对她讲的最后一句话。

有时候她会补充一句,“对他客气一点。” ——因为没有人对约翰客气。

2

我坐在酒店大堂,边上是我的行李箱,飞机三小时后起飞。我给大卫发Skype聊天,“我要约翰今晚三小时时间。”

“稍等。”

我于是最小化Skype,又看了一眼航班信息。

“约翰今晚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空,行吗?”Skype闪烁了一下聊天窗。

“可以。”

“好的,我为你约好了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半的时间。”

“你指的是哪个时区?我马上要赶回旧金山的飞机。”

“抱歉,旧金山时间晚上五点到六点半。”

“好。”我关掉了聊天窗口。

五年后,大卫会失业,他的工作将完全被电脑替代,和他说完话之后,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都有点奇怪大卫居然现在还没失业。

我给约翰发起了一个日程邀请,旧金山时间今晚五点到五点一刻。

日程主题:聊天。

日程内容:嗨,约翰!又到了我们必须聊聊的时候啦,你懂的!

我关掉电脑,叫了去机场的Uber。

湾区的上空总有一朵飘来飘去的云,回旧金山的飞机总是延误。这一次,飞机延误了一小时。所以到我和约翰“聊天”的时间,我刚下飞机,坐在机场的麦当劳里。 没有wifi,上不了网,幸好约翰居然有美国的手机号码,直接给他打手机就可以了。

印度海得拉巴市的所有公司员工都有美国手机号码。

“嗨,约翰,我还在机场坐着呢。”

“嗨,你真辛苦啊。”

“海得拉巴今天天气好吗? ”就和我昨天闲聊的话题一模一样。

“热,闷,习惯了就好了。”就和他昨天的回答一样。

“嗯嗯,那就挺好。”我没时间和他聊天,在我和关机休息之间只隔着这一通打给约翰的电话。虽然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 “和约翰聊天”总是一天的最后一个任务。 “我们尽快讲吧。你收到我的文件了吗, 第一页的配图,客户不喜欢锄头,想要亚洲女农民 操作农机的图。”

“恩。”

“第二页 ,底色太深了,边框换一下,老板想要一个‘宇宙’的感觉, 你有办法把这一页搞成‘宇宙’吗?”

“恩。”

“把所有的‘营养不良’改成‘营养低下’。 ”

“恩。”

十分钟内,把五十四个需要修改的细节给约翰过了一遍。

“就是这么多啦,你觉得一个半小时能完成吗?”

“有点紧,我尽力而为。”

我并不担心,时间再紧,约翰总能完全改好。其他设计师需要三小时才能完工的活,约翰一半时间就能做完。每一页都整洁美观,条理清晰。第二页会变成一个“宇宙”,即使我并不知道“宇宙”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动,约翰总有一下子把我们想要的效果可视化。

3

十年前,底层咨询师的最基本技能是熟练操作Powerpoint里面的各种对齐、边距、格式的快捷键。现在,各大公司的这项工作都外包到了印度的分公司。我们在印度海得拉巴市拥有十几个 “文本设计师”,也就是排版工,他们的全部工作是对齐、调整字体字号、配图,把那些乱七八糟不堪一击的论据论点美化成看似清晰俐落的真正的思想。 约翰是这些“文本设计师”中能力最强的一个。我上这个项目的第一天,同事就跟我说,“其他人都不能找,只能找他,他最行。 你会发现,找到一个牛逼的设计师会让你的日子好过多少!客户看报告的第一眼,就会说,哇,真漂亮啊。外观最重要,内容倒是其次。”

我们一起看着Skype上的这个名字,一个J开头的很长的名和一个S开头的很长的姓。我说,“怎么念他的名字?”

“别费劲。我们都叫他约翰。”

两三年前我在另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他们的“图像师”——那家公司对这些排版工的称呼——也在印度,而且是24小时服务。 把需要排版的文件发送到一个通用的邮箱,过几分钟,就会有当班的 “图像师”小窗联系,“嗨,你好,我刚刚收到你的请求,请稍等,让我检查一下这个文件,谢谢。”

他们总是说同样的谦卑的话,千人一面的错觉,虽然他们想必人数众多。——每次来认领任务的总是不同的图象师。

到约定的时间之前他们会发来焕然一新的修改稿,他们会说,“谢谢你选择图像服务,请为我的服务做出评价。” 系统会自动发了一张问卷,我自动设置把这个问卷放入垃圾箱。

在那家咨询公司我还用过另一种外包的技术人员,叫“问卷师”,也就是设计和搜集问卷的人。 大概是因为这个工作更需要技术,  这些人不在印度,而全在哥斯达黎加 分公司, 很聪明,善解人意,讲好听的拉美口音。项目快到尽头的时候,用惯了的那个问卷师胡里奥对我说,最后两周的接洽请找他的同事玛丽亚。我说,胡里奥,求求你,你对这个项目那么熟悉了,最后两周你能不能继续顶一下。胡里奥的聊天窗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打出了下一行字:可是我爸爸快死了。

啊,真对不起,希望一切能好起来。

沉默。

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外包,胡里奥就会和我一样坐在美国的办公室里,我有事可以直接走到他的小隔间跟他讲,他会参加同样的办公室活动,星期五下班一起喝上一杯啤酒之后能讲些工作之外的话题,那么我能从同事口中渐渐推知他家庭的变故,不会傻气地求他再顶两周,而是会送上一张贺卡,一个拥抱。

然而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我在美国陪着笑听客户讲“封面不要有锄头”,胡里奥在哥斯达黎加整理问卷调查,约翰在海得拉巴改对齐和行距,我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不应该为他们鸣不平,只要再过几年,印度发展,哥斯达黎加发展, “产业升级”,那么,约翰也能去整理问卷, 胡里奥也能在客户面前赔笑。

虽然,更可能的情况是,约翰被解雇, 印度分公司雇佣有统计学背景的新技工; 胡里奥被解雇,哥斯达黎加分公司雇佣有商科背景的管培生。

那也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的,“结构调整”中的阵痛。阵痛,总会过去的痛。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政府会注意到这些因为结构调整而失业的公民。政府会出钱送约翰去学统计学,送胡里奥去学商科,他们会留在原来的公司里,仿佛一切的结构调整都没有发生。

在一个理想的东北,不会有一蹶不振的钢铁工人。

4

我给我的朋友安娜打电话。因为这是一篇小说,我希望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我能和安娜说话。 我们从前住在同一个城市很多年,我觉得我们是朋友,她觉得我们只是彼此的电影搭子。那许多年的每一周,我们会去电影资料馆对面的三明治店囫囵吞枣个晚饭,然后拿着学生证排队进资料馆,听那个不靠谱的馆长介绍一部他也不甚了解的电影。安娜坐在我身边,无论春夏秋冬都上身穿着羽绒背心脚下拖着人字拖, 她听着馆长装腔作势的话,冷笑。 看完电影我去地铁站,她走回家,我总想讨论一下,“那一段镜头拍得真好啊。”“男二号不错。” 她就双手插着口袋, “有什么好讨论的,就这回事呗。”——作为一个滥情的人,我最服这种冷峻节制的角色。

我搬到旧金山来。家附近的一所大学新修好了一个电影资料馆,和安娜和我从前去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有点倾斜的屏幕,同样的地下室,同样有一个不学无术却又自以为是的老馆长。我想跟她说,“就和原来那个一样。恩,挺想你的。”然而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我只是她的电影搭子。

虚构世界里,我会毫无障碍地给我的朋友安娜打电话:“约翰的工作让我挺难受的。”

“有啥好难受的。”

“太枯燥了。 你能想象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有工作内容就是对齐格式和调整字体字号吗?Deadline总是非常紧,全公司没一个人对他好好说话,他必须每时每刻都绷着弦工作,一天几万次对齐所有的格子,统一所有的字体!你能想象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忍受这种工作吗?”

“想必报酬不错,在海得拉巴算高收入,他应该感谢你们公司在那里开分部,创造了这份工作。”

“可是这是一份多糟糕的工作啊!”

“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作都够糟糕的。”

“就像富士康那样。”

“富士康的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Youtube有一个大型的内容审查团队,在菲律宾,这个团队的工作是一天八小时看男人和两岁的小姑娘性交,看一个人被很慢很慢地斩首,给这些超出色情暴力底线的视频做标记,删除。在菲律宾Youtube还有另一个团队,叫质量控制员,这些人的工作更糟,他们要把所有已经标记的视频再重看一遍,确认这些标记是正确的。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接到上级通知,要把其中有些暴力视频重新放出来,因为‘有新闻价值’,比如说,一个巷战的视频导致了什么地方的民主起义, 这个充满暴力血腥的视频居然就必须留在Youtube里了。这实在太可怕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

“为什么这样糟糕的工作要创造出来?我知道有这个需要,不然Youtube上就充满鸡巴和鲜血了。可是为什么非得要一个人一天八小时都干这个?为什么不能每天一小时干这个,其他七小时做些正常的事情,文书、销售、商业拓展,做什么都行。这些审查员都有大学学历,他们能做的工作可多了。”

“你知道福特Model T为什么能那么便宜吗?每个工人站在流水线上,只做一件事情。 ”

“你能想象你从一个国家最好的大学毕业,找到的工作居然是每天八小时把文字框对齐,或者每天八小时看斩首视频吗?”

“那些事情只发生在印度和菲律宾。”

“这就是尤其糟糕的地方。我们那个客户,那个美国政府机构,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宗旨就是要帮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让每个人都吃饱,有学上。可是事实呢,事实就是,为了搞定这个客户,为了这个旨在帮助印度的项目,结果在印度,有一个聪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全部都花在把项目文件对齐和改字体上了。你能想象到比这个更加后殖民主义的侮辱吗?”

“一群墨西哥人,趁着黑夜千辛万苦爬着梯子翻过了边境铁丝网,太阳升起来了,边境哨兵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打死了。 哨兵们也是墨西哥人,也许是同一个村子的乡亲,前几年刚刚爬着同样的梯子翻了同样的铁丝网来到这个国家,为了加快入籍的速度,他们都参了美军。因为他们西班牙语熟练,了解边境偷渡,他们就都被派到了这个放哨点,负责打死自己的同胞。”

“前几天约翰跟我说他要休假三个月, 接下来的工作得交接给他同事。 我都不敢问他为啥休假!生怕和上次那个哥斯达黎加人一样,我一问,他告诉我因为他爸快死了!”

“也许是产假,也许是他老婆快生了。”

“我就写信感谢他这几个月来对这个项目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发信后很快收到了他邮箱的自动回复,提醒发件人现在不是他的上班时间,如果有急事请联系美国当地团队。我之前从来没认真读过这封自动回复。现在他不再替这个项目工作了,我倒有点伤感,因为我想到,约翰真他妈人好、善良、热心,像个朋友。我们团队里其他人,都他妈自私自利,两面派。我就点开了这封约翰邮箱的自动回复,邮件的第二段写着,‘我平时的正常工作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七点半到早四点半,美国西部时间晚四点半到早一点半,印度当地时间早五点到下午两点。’我们这个项目的三个月,我天天晚上和他打十分钟电话,讲文本的修改意见。我用电话一开始的半分钟寒暄,嗨,天气好吗,你好吗。他用惯常的放松又热情的口气说,挺好的,哈哈。然后咱们直入主题,第一页的图,第二页的字体,第三页的边框……这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计算一下印度当地时间,我从来没有他妈地想到,我这个缺心眼,在海得拉巴他每天凌晨五点,给他打电话。”

说明:这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不得不是一篇小说。否则就无法言说,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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